来源:网络 作者:佚名 点击数:

    【人物志】陈丹青,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画家。1953年出生于上海,17岁到农村插队,期间开始自习油画。1978年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录取。1980年毕业留校,任教于油画系;同年以油画《西藏组画》一举成名。1982年移居美国纽约,为职业画家。2000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,后因不满招生制度而辞职。近年来在绘画之外,陆续推出多部著作,均一纸风行。

    多面陈丹青

    先做一道选择题。陈丹青是:A.海归,B.教授,C.画家,D.作家,E.公众知识分子。

    只要你知道这个人,或者根本不知道,但你做了这道题。任意选项,或者全选,都会有人告诉你:恭喜你,答对了!但陈丹青显然不愿意接“公共知识分子”这顶帽子,他说:“中国连真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,哪里来‘公共知识分子’?”

    2001年,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“公众人物”的陈丹青,在一个公开场合,激扬地说:“我们小时候在弄堂口,要是看见如今长得像谢霆锋这样的小白脸,二话不说过去就是几个嘴巴,不为别的,谁叫他看上去那么小资产阶级呢。”

    2008年,这个身份复杂机智而敏锐的人,在接受《怀尧访谈录》独家专访时,仍旧口无遮拦:“在国外,我们都是奴才,望不到边的奴才。”

    多少年过去了,陈丹青还是那个陈丹青吗?他的多重身份,仍在决定着公众面对的选择题:他是多面的。

    海归

    1982年初,即将迎来而立之年的陈丹青移居纽约,在异国他乡度过了18年的“洋插队”生活。他曾表示,自己在国外的生活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。“我第一天到美国,就面临一个生计问题,我必须卖画讨生活。”

    吴怀尧:1978年你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,两年后毕业留校,工作一年。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经历。这些人日后分成两拨,一拨留在本土,另一拨出国。你们这一代海归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苏学生,有哪些根本差异?对于现在大学生出国热怎么看?跨过门槛,意味着创造与超越。你的出国,是不是一次跨过门槛的过程?在国外,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?

    陈丹青:我对出国热没有看法。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本该出入自由,改革开放只是将事物恢复应有的状况。在国外,最深的感触:我们都是奴才,望不到边的奴才。

    吴怀尧:这种说法让人诧异,能否阐述一下?

    陈丹青:中国有老百姓,但没有公民,有人口,但没有现代人的概念,此外,各阶层全是无比严密无比细腻的奴主关系:主子原先就是奴才,奴才则巴望有一天当主子,你仔细想想,不是这样么?

    吴怀尧:我很好奇,为什么从纽约回来之后,你的胆子变得如此之大?是什么让你口无遮拦?你如何平衡艺术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?

    陈丹青:我少年时就口无遮栏。可那时没人找我说话,文革时哪有媒体啊,即便有,凭什么找我?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胆子。和纽约市随便哪个说说写写的家伙比,全中国的人差不多都给摘除了胆囊。我从不自称艺术家,更不是知识分子,用不着“平衡”。中国连真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,哪里来“公共知识分子”?

    吴怀尧:那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?

    陈丹青:我从没想过给自己定位。“定位”这俩字也是近年回国后才知道。为什么要定位?定了位,人生就安稳、就有价值了么?我听不少人动不动就说“我是作学问的”,“我研究这一行一辈子”,我就心里想:傻逼!

    吴怀尧:如果说你的愤怒是一种高兴,那么幸福是什么?

    陈丹青:到我这年龄,活着,没病,就什么都好。我不会去想:啊!我的生活与精神最近怎样怎样……不会的。我只是活着。

    吴怀尧:我注意到,五月汶川地震后,你为赈灾所绘的油画《中国的山川》在一场慈善竞拍中以165万元拍出。有媒体报道,这笔善款将全部捐助给汶川地震灾区,用于建立多所希望小学。这些小学,你会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吗?

    陈丹青: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?我从未想过。我也不知道这些钱会不会拿去盖小学,甚至不曾指望钱会用在灾民那里。只是我得做些什么,不是为了灾民,只为心安。

    吴怀尧:一个人用什么名字,或者接受什么样的名字,自有其特殊含义。从字面意思来看,“丹青”是红色和青色的颜料,借指绘画。我很好奇,你的名字的来历——是父母取的吗?如果是,那他们太有先见之明了。

    陈丹青:我的名字是父亲取的,弟弟名叫“丹心”。父亲是抗战那代过来人,相信“精忠报国”,信奉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,所以父亲给我们兄弟俩起这对名字,当时哪料到我喜欢画画。

    吴怀尧:据我所知,你的父母经历过战争,逃难,你的祖父是黄埔军校的军官,打了半辈子仗,你的岳父也是军人,也打了半辈子仗。你虽然生在和平年代,但所受的教育都和战争有关。小时候看的电影都是战争,然后经历“文革”,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,对你性格的形成和人生道路,起到什么样的作用?

    陈丹青:我对苦难会敏感。但“苦难”这个词现在被说滥了,惹人讨厌。当我说对苦难敏感,意思是说:苦难是美的,假如进入艺术的话。我喜欢画悲剧主题。孟德斯鸠说过,人在苦难中才活得像个人。

    吴怀尧:你是上海人,上海曾经经过很多年的殖民文化的熏陶,经过风月流水的涤汰,你觉得这样一座历经过苦难的城市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?或者说,什么样的艺术会适合上海?

    陈丹青:除了殖民时期的建筑,“殖民文化”对上海曾经有过的“熏陶”早已被淘洗干净了——不论这种熏陶是负面还是正面的。民国的上海艺术家作出了全中国最“洋气”的作品,七十年代上海给出全国最左的无产阶级文艺——八个样板戏有四个是上海创作的——现在上海的艺术,整体上既不洋,也不左——我甚至不清楚上海提呈给全国哪些作品。譬如现在上海没有一部惊动全国的电影。这种情况已延续十年以上了。可是在三四十年代,包括七八十年代,全国都在等待上海出品的电影。

    吴怀尧:前几天我倒是看了一部电影,叫《海角七号》,台湾的片子,看完后宝岛是个美丽温情有梦想的地方。最近你也写了篇《日常的台湾》,说台湾人情好,早期时定居纽约,不以为珍贵,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,忽然置身台北,就处处看得稀罕。在地理面积上,台湾算是弹丸之地,但是却接连出了不少厉害角色,诸如李敖、柏杨、侯孝贤、邓丽君、白先勇、周杰伦等。如果我说,台湾是目前中国最有文化或文化氛围最好的省份,你会同意吗?

    陈丹青:一个省份不能和整个中国的“文化”或“文化氛围”比较,但台湾出人,不是因为文化氛围,而是相对大陆,比较自由,比较地没有遭遇文化上的毁坏与劫难。你去问问台湾有头脑的文化人,都对台湾不满意。

    吴怀尧:在评述王家卫的时候,你说他“一看就是一个流氓”,很多人奇怪你为什么这么说。你平时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?能否为大家推荐三部你觉得必看的电影?

    陈丹青:媒体喜欢耸动,在我全部讲演中只摘取这句话,并予夸张。那是形容词,表示一种泼辣大胆的影像风格。事后家卫请我吃饭,我说媒体只用这句话,他说对啊,不是流氓你怎能拍电影!即便从电影故事看,事实上欧美多少电影以黑帮流氓作主题。

    我喜欢各种类型的电影。没有一种类型是好的或不好的,要看拍得好不好。我很难推荐“三部电影”,那样会对不起其他好电影:好电影太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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